大江南去话云南民族研究

在云南红土高原上自古以来并流着怒江、澜沧江、元江、伊洛瓦底江等南去的大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在这里也是南北走向的。这些从北向南的滔滔江水似乎显示出了云南的独特个性。

云南不仅有迷人的自然景观，更有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云南四千人以上的民族有26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从文化圈和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云南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上，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儒、道、释各家文化的南下，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东来，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的北上，西方基督教文化跨区域跨民族的传播，以及东南沿海和巴蜀等地域文化的扩散无不在云南的红土地上交汇、碰撞。在这高山大河的阻隔与勾连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各民族的迁徙流动以及同东南亚民族的天然联系与长期交往，使这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

可惜，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站在中原的角度，以汉文化为本位，以“华夷之辩”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四周边陲，把四方称为蛮夷。在这样的目光和心态之下，边疆，几乎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少数民族被作为征伐和同化的对象。一部《史记》一百三十篇，涉及边陲少数民族的篇章屈指可数，而且大多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唯一一篇记载西南民族的《西南夷列传》，不足二千字，还不到《扁鹊仓公列传》的五分之一。

近现代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跨国的江河、跨国的民族、跨国的宗教使云南乃至西南在国际关系中成了难以忽视的地方。但是传统的思维定势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不少人仍习惯于站在中原或沿海的角度来审视西南，西南不过是自己的视角圆心中四方八面中的一方。如果我们换个视点，跳出自己的地域和文化的局限，以长期被忽略的那块土地为圆心向四周看看、想想，或许我们会发现许多原先预想不到的东西。也许，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更需要变换一下这样的视角和思维角度。

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研究员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边疆探察丛书》撰稿的时候，我曾隐隐约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并尝试换一种眼光来了解四周边陲，来认识云南。可以说这是我撰写《大江跨境前的回眸》一书的初衷之一吧。

在云南的红土地上搞了多年的民族研究，深深感到，在边陲做边陲人的学问难以趋步于国学研究的传统轨迹。这除了学科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差异之外，还有个历史积淀的问题。搞国学研究，踪迹深厚的渊源，有披阅不尽的文献资料，一个人关在图书馆里也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古论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引进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来个新线串旧珠。而在边地研究边地的民族群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它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忽略，没有大量现成的汉文献记载供你使用；即使有一些野史、笔记之类的东西，也常常语焉不详，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多数都是无文字的民族，少数几个有文字的民族虽有丰富的典籍，但它们的著作者和识读者毕竟只限于少数宗教人士或文化精英圈子，若完全凭此去窥探一个民族的社会和历史面貌，有时难免会陷入泥淖之中。更何况，民族文化如江河流变，以尘封的古籍来观照现实，不是牛头不对马嘴，也形如隔靴搔痒。

这些无论有文字还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作为民俗社会的历史文化主要还是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一代代地向下传承，不去与他们接触，不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不了解他们现实的生活状态，你就很难获得对他们的真实印象和客观把握。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的民族学者在国家民委的支持下，曾经做过大量的民族实地调查工作，曾经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这是中国边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取得了丰硕的业绩。后来有少数取巧者就以这五大丛书为资料源泉，编成了一本本的民族读物，在客观上虽起到了普及民族知识的作用，但其中以偏概全或误导的弊端也是明显的，甚至闹出了笑话。行内人士曾讽刺那些作者为“五大丛书”批发出来的学者。